致固原、临洮、延绥各镇边军相继哗变，大批陕西籍士兵三五成群地脱离部队。然后，这些有军事经验的逃兵，纷纷回乡拉起队伍，各占一处穷乡辟壤，落草为寇，很快就呈现出一片星火燎原之势。

　　面对急剧糜烂的西北局势，大明朝廷终于开始反应过来，先是派人招抚，企图和平解决陕西问题，而陕西流民最初也都顺从受抚——这些关中汉子虽然平日里偶有好勇斗狠，却非大恶之人，只是旱灾连年，田地里难有半分收成，地主衙役却还要催租子和赋税。众人没了吃食，只得依着求生的本能，四处攻杀以求活命。眼下既然朝廷前来招抚，貌似有了活路，饥民们自然也就放下兵器，纷纷准备重新去当良民了。

　　但问题是，吝啬的北京朝廷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钱粮来善后，名曰招抚却又无粮赈灾，而天灾也完全没有减缓的迹象，饥民在被招抚之后，该怎么饿肚子还是怎么饿肚子，于是纷纷感到自己是上当受了骗。

　　与此同时，因为袁崇焕的开门揖盗，导致了长城防线崩溃，京师被围的“己巳虏变”。为了应对后金军的长驱直入，朝廷在惊慌失措之下颁发了天下勤王令，强行将数万精锐西北边军从山西、陕西调往京师，陕西巡抚刘广生无奈之下暂停剿匪诸事，急忙率领亲军赴京勤王，结果造成了陕西的兵力空虚。

　　于是，无数“已降”的饥民流贼趁机再度举旗叛乱，小股流贼或明或暗割据层峦沟壑之间，一旦官军来剿就四处流动，如水银泄地，难寻踪迹。大股流贼因为陕西无粮可抢，开始越过黄河杀入山西。继而又向河南、北直隶甚至山东不断渗透，一边避免跟官军正面交锋，一边展开避实就虚的运动战。

　　到了这一步，招抚之策已经无法进行下去，朝廷改用剿杀策略，到处镇压民乱。此时的流民军还很弱小，组织更是涣散，官军很容易就将这些乌合之众击败，战事呈现一边倒的情况。但是由于流民军分布广泛，数量众多，而且流动性大，官军的这些胜利并没有解决问题。任何一场战斗或是任何一支流民军的失败，都无碍大局，改变不了日趋恶化的战局。接下来发生的裁撤驿站事件和新一轮边军哗变，使得大量的失业邮差（例如李自成）和边塞逃兵加入到流寇的队伍之中，进一步壮大了西北流民军的队伍。

　　但明朝毕竟树大根深，不是轻易能扳倒的。新任三边总督洪承畴以铁血手腕治军，极端残酷地大肆屠杀饥民，终于一度扭转了陕西乱局——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跟成吉思汗很有共同语言，对于西北乱民如麻的糜烂时局，他的解决对策只有一个字：杀！把人都杀光了，天下就没事了！

　　崇祯四年上半年，洪承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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