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了执掌朝廷舆论喉舌的中央官报不至于出现一言堂的情况。

　　这使得进入朝堂的任何一个学派都难以把持官报舆论，即使有一些优势，这优势也是新学占据——毕竟新学注释的经义已经占据科考和学舍教育有二十多年，但求仕途的士子都多半受新学影响，有变法图强的理想。

　　而王安石提出的“法先王之法”的变法宗旨，使得除孔子之外的任何经史子集都有可置疑的余地。子夏虽是孔子的亲传弟子，先贤之一，但在宋儒心中继承孔子之学的儒家真传是“思孟一派”（曾子、子思、孟子），地位并非牢固不破。

　　更重要的是，宋儒与汉、唐儒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不汲汲于章句训诂，而是着重义理阐发。个人对于六经的理解是有差异的，阐释自然不同，便分成宋学的诸多流派，至于六经的原义便在不可知之数了。如范仲淹、周敦颐、王安石、司马光、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些有宗师之称的大儒，他们对六经的注释都是在阐发自己的思想，今世的宋儒也是一样——有宗师之志的学者都是“六经注我”，即用六经来为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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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而，像苏澹这样攻击先贤的注释，宋儒并不以为异。因为这是求真解，至于这个“真解”是真还是谬，那就见仁见智了。

　　苏澹的文章以曾子的“明明德，止于至善”、子思的“诚”、孟子的“义”来诠释孝之道，攻击子夏的“三从之说、不二斩”，引来了一些学者的赞同之声；当然，反对驳斥的也有；还有一分为二的，半是赞同半是反对，趁机阐发自家的观点——这就形成了《皇宋官报》在丧礼之争上的“三家共说”局面。

　　这对胡安国来说并不是乐见的局面，虽然他私心里并不认为子夏的《传》就是诠释完全正确，个别地方也有商榷之处，但是，在“妇人三从、不二斩”这样的“大义”上他还是认可的，因为这与整个宗法制度是相符合的，是不应该变的“常”，而继承先圣之学就是守这样的“常”，而不是“变法为害”。

　　但眼前这局面——无论朝堂上的争吵，还是官报引导的舆论，都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一边倒的声讨局势，反倒很有向“混战”发展的趋势。

　　而士林的清议和市井的舆论也是如此。

　　如今士林的清议往往体现在报纸的文辩上，如《西湖时报》、《国学论刊》、《稷下报》、《大公报》、《国子监报》、《太学报》、《文萃报》这些先后雀起的京城大报——程学门人创建的《文萃报》也在其中。

　　而市井中的话语权，也已大部分掌握在这些民间大报手中，报纸的舆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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