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的证据是,南宋以后各朝代京师人口数下降,清朝乾隆时期北京城也才只有78万人口。
在20世纪以前,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宋朝开封、临安那样大的城市。
限制城市化的第二个因素是城乡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这也在12世纪的中国成为现实。大家常认为中华民族“安土重迁”,实际上这个成语所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制度。在制度层面上,战国之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从没有限制过城乡居民间的双向流动,那么为什么12世纪之后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减缓甚至消失了呢?原因还是在于严重的人口过剩。
嘉庆时的《松江府志》曾记载:“田收仅足支民间八月之食。”请注意,第一,这不是歉收的原因导致的饥荒,普通年份和丰收年份依然如此;第二,够“八月之食”已是最高产量,再增加劳动则边际产量是0。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该地出现人口过剩。
由于人口过剩导致余粮率不足,城市再也无法容纳更多人口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凰涅天下(GL)最新章节410清明纷纷,网址:,只有农村能够收容,并通过“以副助农”的手段消化这些作为隐蔽性失业人口存在的剩余人口,这导致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基本停止,“民无可移之处”,只好都静止下来,忍受眼前的贫苦生活。城市规模不再扩大,但与此同时总人口在快速增加,所以作为城市化衡量标准的城市人口/总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12世纪之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过剩不只单纯地阻碍了农民进城,它还从另一个维度上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的逻辑是:农业人口过剩导致农村的粮食难以自给自足,促使农业家庭以副助农,在江南地区人口过剩最严重,此风亦最盛。
农村手工业的发展由此发轫,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农村手工业绝不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农户之所以进行手工业生产,是为了有效利用剩余劳动力,并借助这一手段换回足够餬口的粮食。
据吴承明先生在《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中测算,鸦片战争前,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其中52.8%是以商品形态在市场上出售,计3亿1500万匹。
这个数字如果不能让人震惊的话,那就与英国进行对比吧:在1829—1831年间,全英国每年的棉货总产量是2亿3800万磅,其中外销全世界的产量是1亿6000万磅。而中国的计量单位“匹”折合1.45磅。
如果再对产品进行棉布与棉纱的细分的话可以发现,中国棉布产量是英国的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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