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的解释,弥合了礼运篇的矛盾,让群臣连连点头,认为这个解释很顺畅。
就连刘宗周,虽然认为皇帝的解释有私心、有不够圆融的地方。但也同样认为这个解释,要比之前强得多。
礼运这篇文章,也能从之前的尴尬境地解脱出来,重新被儒者研读。
不过,这篇文章的解读,仍旧是存在风险的。因为一定会有士子被古人注释所影响,把天下为公解释为禅让制。
朱由检为何要冒着风险,以这篇文章为宣言呢?
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儒家发展到现在,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惟有把当前的小儒,转向大同之儒。才能让儒生不沉迷于繁杂的礼仪和典章,而是向大同之世迈进——
按照后世的说法,就是向理想和目标而努力。而不是没有追求,逐渐变得庸俗。
这是关系士风、甚至整个社会风气的大问题。
朱由检想通过重塑理想,让大明拥有汉唐那样的昂扬气质,重塑社会风气。
而不是让儒生越来越庸俗化,刘宗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
同时,朝堂上的政策,也会在大同之世的指引下,有明确的目标。
在这样一个目标下,凡是朱由检认为应该改变的,都能说大同之世不应该这样。然后加以修改,用更好的办法代替。
而非像之前那样,每一个政策都要和群臣解释很久,才能在各种手段下,勉强获得通过。
臣子在有了明确的目标后,也能知道向哪个方向努力。
不过,现在的臣子,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大多觉得,皇帝对大同之世的解释,犹如水中望月。似乎能够看到,其实却可望不可即。
连孔子都是在七十岁时才达到“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被皇帝认为拥有了大同之世的道德境界,其他不如孔子的人,又怎么可能达到呢?
孟子、朱子都不见得有这个道德境界,其他人就更不可能了。
更别说大同之世是对全天下人的要求,几乎不可能实现。
所以大同之世,根本是个幻想。
这让一些人之前对公有制的担心,此时也放下了。因为不管公有制怎么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他们却没想到,朱由检解释了关系后,立刻向众人道:
“大同之世,是三代之治,是尧舜之治。”
“以后大明君臣,都当向大同之世而努力。”
定下这个目标后,朱由检还把更具体的目标,向群臣道了出来:
“但是我们也不能好高骛远,妄想一步迈进大同。”
“刘先生,你来说一下,如何建成小康之世?”
刘宗周思索一番,说道:
“《礼运》说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世。”
“《史记》说成王周公之后,康王即位,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臣以为小康之世,莫过于此。应当像周公那样制定礼乐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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