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样的局面，朝廷应该早些拿出强硬的手段，把各种权利收回到自己的手上，清流之言误国，不过这话说的倒是切实。

　　嘉靖皇帝重掌政权之后，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朝着四处派出税监，收拢地方上的财权，编练大军，用以保持中央对地方上的军事优势，目前来看，赋税粮食不算的流回中枢，保定的威武大营威慑力日渐的加强，一系列新政的效果已经是出来了。

　　地方上这些形同独立的势力，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对抗逐渐恢复的中枢力量，实力的相差太过悬殊，胜负没有什么悬念。

　　在嘉靖皇帝和陆炳等人的计划里面，税监的政策在嘉靖二十三年的时候，就可以结束了，那时候，就可以政治清明，大明中兴，先不说，税监已经是在京师地方上形成了一整套的捞钱体系，根本不是那么容易停下来。还有地方上的形形色色的势力，也和从前大有不同了。

　　江峰穿越过来之后，一个完全不属于这个时空的人，给这个时代的历史造成了极为巨大的改变，地方上很多势力的膨胀并不是因为对农民的盘剥加剧，而是因为工商的兴盛和对各方面的带动。

　　比如说棉绅就是因为棉花的涨价，导致武力强横或者是势力大的地主们，去占据更多的土地，控制更多的人口。然后东党对于商人和地主的放纵，形同虚设的税收，让他们更快的膨胀了起来。

　　因为工商的原因膨胀起来的地方势力，却并不会闭塞和自守，要做生意，必然是互相的沟通连接，互通有无。所谓的各个击破，在这样的局面面前也是无从谈起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棉绅们的彼此之间都是有联盟存在，税监官府触动一家，其余的都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必然会想到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的身上。

　　反倒是城内的工商户，因为存在的时间很长，彼此之间都是勾心斗角，就和济宁城一样，那么多的大商人，却被税监一个个的收拾破产，毫无抵抗之力。

　　北三省的情况和江南又是不同，江南的工商兴盛本就是传统，赚钱的产业都是集中在城镇之中，那些织工工场和商铺雇佣的都是本地的市民，这些人在工场里面务工已经有多年的传统，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是现实，知道自己是做工赚钱，和工场的主人没有什么人身依附的关系。就算是有那黑心的老板，把人圈在一起，那也是激起怨愤。北三省的利润最大的生意，海贸走私自然不必说，这棉田产棉就是最大的生意了，这等农庄的生产，需要大批的农民耕种。

　　北方因为几次的民乱，流民迁徙和天灾人祸，壮劳力并不充裕，凡是能留下来的棉绅都是想方设法捞取人口，所以种种的强制的手段纷纷的涌出来，把原来的雇农变为农奴，佃户变为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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