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但他钻研学术、富有创见的精神，让蔡元培感到这个人是个人才。于是，时年仅24岁的梁漱溟被蔡元培招入北京大学，并给予他讲师的职称。

　　当梁漱溟后来成为一代大师——新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时，他总是不忘强调：是当年的蔡元培和北京大学栽培了他。

　　由于蔡元培在用人上打破了资历限制，这一时期北大的教师队伍迅速实现了年轻化。据1918年的统计，这时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其中不少只有二十六七岁，这在中外大学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要想让北大变成真正治学的场所，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而这些名家也没有辜负蔡元培和北大，在此以辛勤汗水与毕生所学，耕耘北大的学术沃土。

　　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蔡先生为北大招聘了一大批响当当的大师级的教授，形成了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

　　蔡元培还毫不留情面地辞退不称职的教员。英文系的青年教员徐佩铣被人称为“探艳团长”，个人品质下流，即被蔡元培开除出校。继而蔡元培又顶住压力把一批不称职的外籍教员裁撤出校，即使此举引来当时英国驻华使的蛮横干涉，也毫不退让。

　　这一时期，还有个插曲。一天，一个湖南来的年轻学生模样的人，经人介绍找到蔡元培，请他给找个校工之类的工作，以解决在京的生活费用。

　　蔡元培从来人的谈吐中，马上看出这是个可造之才。没有安排这人去作校工，而是和时任学校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商量后，在北大图书馆给安排了图书助理员工作。

　　这个人就是后来对改写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润之先生。能够在北大接触到各种新思想，能够读到大量的书籍，对润之先生的后来人生很重要。虽然，直到中国的红军完成长征后，润之先生提及他在北大的经历还愤愤不平。

　　他对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回忆道：“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去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那些个学者教授们，未必给润之先生留下多好的印象，但对于蔡元培的帮助，润之先生一直是牢记在心的。对蔡元培的人品和学识，润之先生也一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从这个小插曲中，我们不能不佩服蔡元培看人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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