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对于蔡元培和华法教育会来说，应当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俭学生和勤工俭学生可不这样看。两个通告一出，立刻引出俭学生和法勤工俭学生的强烈不满。

　　如周enlai在当时的旅欧通讯所说：“自两次通告发出后，留法学生之大波澜起矣！”

　　可以说，蔡元培这一生，恐怕没有哪件事比在此问题上更遭青年学生非难诟病的了。

　　留法学界对两个通告的态度，大体为以下几种：

　　其一、强烈责难。认为蔡元培对于“所有勤工俭学生一切困苦情形，徒听教育会二三小人之言，专委罪于学生”，所发通告是“临险抽篙”，“陷青年于绝域”。持此种观点者大多是在蒙塔尔纪等待领取维持费的勤工俭学生及同情者。

　　其二、认为处置失当。周enlai就曾提出，“提倡勤工俭学诸先生意虽尽善，法未尽美，致演成今日之现象”，他们的精神虽可嘉，但“所委托办事之人，所应付之方策，则又不能稍为之曲护，总谓之处置失当”。

　　其三、无所谓。这派意见认为，勤工俭学生理应摆脱对华法教育会的依赖，蔡元培的通告，不过是把事情挑明。

　　赵世炎言道；“现在根本动摇，就是没有忠于勤工。”

　　李立三则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还需勤工俭学生自家猛醒，共同补救。”

　　这些人大多是在工厂勤工俭学较有成绩者。

　　其四、能够理解。认为蔡元培此举。“纯系经济问题”，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付危局，“不能全责教育会，政.府和国内父老，亦当分任其咎”。

　　其五、蔡元培代人受过。

　　如张东荪所说：勤工俭学“一败至此，俗语所谓拆了这样的大烂污，则主其事者不能不负责任……蔡先生不恤为人吐骂，而代人揩去烂污……不过代人受过而已”。

　　客观的讲，蔡元培的两个通告，在华法教育会频临破产之际，或早或晚是要做的事，蔡元培不做也得有人去做。

　　华法教育会做为一个民间的公益组织，毕竟不是个经济实体，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其能力肯定很有限。勤工俭学生将此会当作经济上的依赖，或者对其有很高的期望肯定是不现实的。

　　但另一方面，华法教育会作为留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组织者，当法国形势突变，在勤工俭学生遭遇极度困难之时，简单的和勤工俭学生脱钩，让那些在异国他乡的学子们自生自灭，也未必是明智之举。

　　蔡元培在发出两个通告后，于1月25日，曾应学生代表的邀请，在巴黎共同商议善后办法。此后，他又与驻巴黎总领事缪世功、留欧学生监督高鲁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教育部，报告留法学生现状，吁请各省“从速设法汇银接济……并祈立即阻止各省遣送勤工俭学生，否则，万无办法”。

　　与此同时，他将他带来的湖南捐助款，转交给徐特立、汤松等代表，还积极出面与法国劳动部门接洽，发动法国朋友从中牵线，尽可能帮助勤工俭学生就业。也尽力筹措少量资金，对那些特别困难者提供些许补助。

　　也就是说，虽然华法教育会已与勤工俭学生脱钩，但蔡元培和华法教育会的同仁们还没有完全地放弃自己的责任。

　　当然，至此，热热闹闹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也就因此而落下帷幕。对于留法勤工俭学，蔡元培算是始作俑者，也算是终结者。

　　应该说，大多数勤工俭学生是怀着寻求真理、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梦想前往法国的。虽然一战后的法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资匮乏、经济萧条，勤工俭学生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条件都很艰苦。

　　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依然努力寻工做工、补习法文、学习知识、认识社会。在法国的工厂学校，他们开拓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知识技艺。在与法国工人、学生的相处中，也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留下友谊的印记。其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则在法国实地研究考察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为进行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寻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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