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醉的弟弟呢，还是置之不顾呢，抑或帮助受辱者？这个教授其实也是在表达他对“Mycountry”的理解，他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

　　但，无论这个并不伦类的例子，还是他的结论，都难让人苟同。兄弟是血缘，而个人与国家并无这种关系，这个比喻是跛脚的。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出生地并非就是父母之邦，即以美国而论，任何人如果在美国出生，就可以是美国人，而他的父母却可能不是。同样，一对美国夫妇也可以收养一个他国儿童，只要儿童的父母或国家同意。因此，把“Mycountry”视为“父母之邦”，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状况。

　　何况，即使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古老的《诗经》还有“适彼乐土，誓将去汝”的意识。更何况，依这两位北美人士的说法，又何以解释他们的先辈冒着生命危险离开本邦而来北美？这分明是“誓将去汝”的跨国现代版，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用脚投票”。它的精神内涵应当这样表述：“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

　　可是，胡适似乎被侃晕了，听了这位先生和女士的话，联想到自己对故国的情愫，便在7月26日的日记中做了自我检讨：“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幸师友匡正之耳。”

　　好在胡适写完这篇“师友匡正”的日记后，仍然思考这个问题。同一天他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吾亦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者，则是另一问题。”

　　在此，胡适再一次匡正了自己。“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矣；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矣。”

　　这是胡适经过一个大转折后，自我更新，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对自己国家的有一说一，包括批评，是爱国的表现，也是世界公民的表现。这正是开头那句诗的表白：“彼爱其祖国最挚者，真乃世界公民也。”

　　留学时的胡适是一个超越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在其后的日记中，他用英文抄录了一些大同主义的先哲格言。比如“当有人问及他是何国之人时，第欧根尼回答道‘我是世界之公民’”、“苏格拉底说他既不是一个雅典人也不是一个希腊人，只不过是一个世界公民”，等等。胡适亦以此自许，但并不妨碍他同时也是爱国的。当然，他的爱国同那些不问是非的“血缘爱国”不同，更多是超越其上的“道义爱国”。

　　毫无疑问，如果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在各国人民的交往中，如果不问是非，只问是何国。自己国家错的也是对的，别的国家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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