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奋斗！革命！’”

　　胡适自己在日记中记载：“下午往访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陆续来者甚多，有刘伯坚，任XX，王人达，马文彦等。后来越来越多，至十余人之多。右任也回来了。我与和森仍继续辩论，余人参加者甚少。从三点直到九点，Radek来了，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Radek谈了一会，先走了。我们出去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散时已十一点多钟了。作一书与慰慈。

　　“早起，料理行装。和森与刘伯坚来谈。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不幸我此时不能留了。

　　“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1、有计划的政治。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3、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胡适赞扬苏俄的这些信，寄回国内在友朋中传观，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迅猛发展，革命空气甚为浓烈，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很得人心。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而且说我们“不配批评苏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称赞。而胡适的朋友们却大多惊诧不已。有的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

　　1926年8月初，胡适抵达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他这次游欧，主旨便是来参加庚款会；但会没开几次，委员会的人便四散了。胡适没事可做，在伦敦游览居留十来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还想顺便去“世界公园”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则是履行他游欧的另一项计划，去巴黎图书馆看我国的敦煌卷子。

　　敦煌卷子，是什么贵重之物？胡适又为何要跑到远隔重洋的巴黎去看?

　　原来，这敦煌卷子，肯定称得上是我国的一批国宝。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个道士，偶然发现洞中夹壁后有一个密室，藏有许多古本经卷，除几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写本，共计约有两万来卷。最古的大约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那道士没有什么知识，根本不懂得这些卷子的珍贵，把它当符卖给周围的乡民治病，烧毁了一些；幸亏那沙碛之间，地广人稀，所毁无多。后来，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来，知道了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点银子贿赂那道士，便运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国的一个汉学家伯希和也来了，也只花一点银子，便挑选运走了二千多卷。我国的这一批珍贵文物便这样被运到英法两国，成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藏。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是他们拣选剩余的一部分了。

　　胡适出国前，曾试作《中国禅宗史》初稿，写到神会和尚，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没了他。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于是，在国内大力搜求史料，结果却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会著作仅仅659个字！胡适便打定主意，趁这次欧洲之行，到巴黎伦敦来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尚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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