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郭斌吩咐张世平与苏双，将议定的政策向塞外三城的居民公布之后，霎时间便激起了民众对于塞外三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所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归根结底，无非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保证了塞外三城的存续，自己的切身利益方可得到保护。构建塞外三城中居民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相关，便是郭斌这一番策略的根本。

　　然而，即便是构建了利益共同体，想要迅速形成战斗力，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中国人自古便对于当兵有种抵触心理，这种心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方逐渐扭转。

　　这种心理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而士兵极低的社会地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自古便有将罪犯或者身份极低之人充军的惯例，在《水浒传》中“流传”最广的便是所谓的“刺配充军”。

　　根据《史记》记载，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所谓“适遣戍”，即作为惩罚手段把这些人遣送到南方来守边御敌。这批人号称“五十万人守五岭”，因此他们对于秦王朝极欠好感，以至于在秦末的农民起义中，这一批被后人视为“精锐”的力量，并未为了挽救秦朝廷而做出努力。

　　到了汉朝，也有发闾左、赘婿戍边的记载，所谓闾左，指的是居于里门左边的平民百姓，而这里便是古代贫苦人民居住的地区。至于赘婿，在秦汉时期，其地位则等同于奴婢。因此，征发闾左、赘婿从军，便基本等同于欺压贫弱了。而在这个时代，士兵亦即穷人或罪囚的代名词。

　　况且，在如今塞外三城危如累卵的时刻，征发士兵在许多居民眼中无异于去送死。他们本便是“戍边”的“罪囚”，朝廷借着鲜卑人之手将他们铲除干净，亦是极“合乎情理”之事。便是为了保卫家乡，不是还有别人吗，为什么我非得跑到前头去拼命？

　　郭斌对于国人的这种心理极为熟稔，可为了在五万鲜卑精锐大军的围堵下给塞外三城找到一条生路，非得激发起全体士民参战之热情不可。他也想凭借着几句话的鼓动，凭借着所谓的“保家卫国”的大义感化他们，使得他们为自己卖命。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种虎躯一震，王八之气四溢，别人纳头便拜的事情或许只存在于中吧？

　　因此，想要激发起居民们参军参战的热情，唯一的方法便是利益刺激。而“不学无术”的郭斌所能想到的，便是商鞅变法中“耕战”的策略。具体说来，便是以军功授爵的二十等爵制。

　　因为身份地位的限制，郭斌自然不可能做出以军功授予爵位的承诺，而且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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