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稿子，投给报纸。报纸题名为“胡适的意见”登了出来。

　　胡适的意见是，国民在国家正义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假如国家违宪向我征税，或者非法将我的财产充公，抑或未经审讯即将我投入监狱，“吾势必力争，不管其是否以‘吾国’法律之名义行事。……然而涉及国际间事，吾即放弃那个对错和正义与否之标准，且颇自得地宣称‘是耶，非耶，终吾国耳’。以此观之，余以为吾人奉行道德的双重标准，其一用之于国人，另一用之于他国，或‘化外之民’，余此说不亦对乎？余以为吾人不管国内国外只应奉行一个是非标准，否则无法争论此事。”

　　胡适的意见很明确。国家关系间，自己的国家错了，照样批评。这就是世界公民的情怀。

　　今天国人中常有批评美国“双重标准”者，岂不知，早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胡适就揭橥了这个问题，也使用了这个词汇，那时他还是个学生。作为学生的胡适，他对自己率先提出的这个词也很自得。

　　次年他赴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出席世界学生总会，会上，一位著名演说家的讲演颇唤起他的共鸣。这位“时彦”讲演的是“论全球政治”，其中也谈到“双重标准”的问题。

　　胡适在日记中惺惺相惜：这位博士声称“今世国际交涉之无道德，以为对内对外乃有两种道德，两种标准。其所用名词‘双料的标准’（DoubleStandard），与余前所用恰同。余前用此名词以为独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几欲自夸‘智者所见略同’矣”。

　　但两个月过后，他的想法似乎有所改变。那是作了一次题为“大同”的演说后，他再次征引了那句话“Mycountry，rightorwrong，mycountry”，认为那种“但论国界，不辨是非”是“狭义爱国心之代表”。

　　演说后，有两位听众对胡适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一位夫人认为：这句话（Mycountry,rightorwrong,mycountry）的真实意思不是“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而是“无论吾国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这位夫人的解读不可谓无道理，也能理解她对自己国家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不顾国之是非，而仅仅就因为它是“Mycountry”，也只能说，这是旧农业文明时代的情感了。

　　几天后胡适又遇见了Smpson教授，又聊到了这个问题。这位教授说：“此言可左右其义，不易折衷，然其本意谓‘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他耐心地给胡适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兄弟一道出行，弟弟因为醉酒而有辱于路人，对方如果拔剑而起，那么，做哥哥的是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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